1972年，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正在批阅文化系统送来的文件。翻到京剧方面的材料时，一条迟来的消息传来：著名京剧武生盖叫天，已经去世两年。周恩来抬起头，连问身边工作人员：“他去世了？为什么没有报告？” 这句话之所以让在场人员紧张，不只是因为消息延误，更因为盖叫天并非普通艺人。他是京剧武生一派的重要代表，也是周恩来长期关注的艺术家。对总理而言，盖叫天的名字，和京剧舞台上的筋骨、规矩与气节紧紧连在一起。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1888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幼年家境贫寒，后来进入科班学艺。那时候，学戏不是风雅消遣，而是一门靠身体硬扛出来的手艺。翻筋斗、劈腿、踢枪、走边，每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稍有差错便会挨打。 他个子不高，身材清瘦，却有一副极强的腰腿功夫。早年闯荡各地时，常在小戏园和庙会上演出，一场戏下来，所得不过粗茶淡饭。也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他练出了利落、刚劲的台风，后来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盖派”武生艺术。 有意思的是，他的艺名本身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盖叫天”三个字，既像自我夸张，也像给自己立下的规矩：登台就要压住场面，唱武生不能软，做人也不能低头。 进入上海后，他凭《三岔口》《武松打店》《狮子楼》等剧目站稳脚跟。观众看他的戏，不只看翻打技巧，更看那种从人物骨子里透出来的硬气。他演的武松、黄天霸，动作简练，亮相沉着，哪怕只是一个转身，也有鲜明的性格。 成名之后，他并没有一味迎合权势。对于私人堂会和不合规矩的演出，他常常拒绝。这样的选择，让他赢得了普通观众，却也得罪过一些有钱有势的人。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一度遭到戏院排斥，长时间没有固定舞台，只能靠积蓄和亲友接济度日。 生活很难。 但他不肯随便改戏，也不愿为金钱改变表演原则。有人劝他低头，他只说：“规矩不能破。”这句话未必是豪言壮语，却很符合他的性格。对一个靠舞台吃饭的艺人来说，拒绝诱惑，往往比登台翻一个筋斗更难。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局势复杂。日本侵略者试图利用戏曲活动为其统治服务，许多艺人被迫周旋。盖叫天不愿参加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演出，宁可减少登台，也不愿把自己的名声交给侵略者使用。一次面对日方催演，他以伤腿为由推辞，实际是在设法避开这类活动。 抗战胜利后，他曾参与义演、施粥等公益活动，也着手培养青年演员。对他来说，唱戏从来不只是个人谋生。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要有人接下去；艺人的本事如果只留在自己身上，戏就会断代。 1949年以后，京剧艺术进入新的组织和管理体系。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三位艺术家各有影响，安排他们到哪里工作，成为文化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梅兰芳主要在北京，周信芳留在上海，盖叫天则回到浙江发展。 这个安排看似只是工作分工，实际却很合适。盖叫天最熟悉江南观众，也最适合在当地传授武生技艺。职位高低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事，能不能排戏、教徒弟、把“盖派”的要领传下去，才是他真正关心的事情。 1956年，盖叫天举行艺术活动，京剧界多位名家前来祝贺。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未能亲自到场，曾送去花篮和贺信。盖叫天把信收好，没有大肆张扬。这种场面，对他而言不是荣耀炫耀，而是一份来自同行和国家的认可。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盖叫天听说后，坚持登台表演。周恩来知道他的腿伤和年纪，担心旧伤复发，便劝他不要勉强。老人却不肯完全退让，双方最后商定，缩短时间，减少高难度动作。 台上，他仍然保持着武生的架势。动作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猛烈，却更见功力。对盖叫天而言，那次演出不是证明自己还能翻多少跟头，而是要让来宾看到中国京剧武生的精神和规矩。 困难时期，盖叫天身体状况变差，生活也受到影响。周恩来曾关心他的营养供应，安排有关方面给予照顾。可东西送到后，他又常常分给身边的徒弟。有人劝他多留一些，他摆摆手说：“大家一起吃。” 这位老人一生都在和身体较劲。年轻时靠苦练成名，年老后靠意志维持舞台状态。遗憾的是，1971年1月15日，盖叫天在杭州去世，享年八十二岁。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这一消息没有及时报到北京。 直到1972年，周恩来批阅有关戏曲工作的文件时，才得知盖叫天已经离世。时间过去两年，斯人早已安葬，舞台上的灯也换了新的演员。周恩来的追问，留下的并不只是对一位老艺人的惋惜，也说明盖叫天在新中国戏曲界所具有的分量。 1978年，盖派艺术研究机构在浙江成立，相关表演艺术和教学经验得到整理。那些曾由他亲自示范的身段、腿功和亮相，被后辈重新记录、练习。盖叫天没有留下成堆著述，却把自己的判断藏进了一招一式里，藏进了那句“规矩不能破”里。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