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明代 巡按御史） 公元1534年，明朝嘉靖十三年，地点是贵州。 这一年，一个叫做王杏的御史从京师来到了贵阳，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奉命巡按。 王杏是浙江奉化人，嘉靖八年的进士，而且他有一个学术背景，那就是他推崇王阳明的学派，跟王畿啊，罗洪先啊都是好朋友。 他到贵州之后做什么呢？主要是监察地方官员，复核刑事案件。 而就在这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中，让王杏翻到一桩百思不得其解的案件。 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 贵州当地的民妇宋氏，被指控，说她用剪刀刺伤丈夫林樾的阴囊，并导致了林樾的死亡。 那么按照《大明律》，妻子杀害丈夫，属于恶逆，要凌迟处死，地方衙门已经拟定了这个判决，案件层层上报，就等着中央批准了。 但是，王杏把卷宗拿过来一看，他感觉不对劲。 怎么说不对劲，这巡按御史，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叫做审录，审录就是要重新审查死刑类案件，尤其是案件的卷宗，要详勘细查，发现有冤情，就要及时翻案，而王杏在审录的过程中很快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卷宗的尸检记录不一致。 第一次验尸，验得林樾是头部，肋部有伤口，颈部有勒痕，却并没有任何阴囊部的损伤。 这个用剪刀刺破阴囊，是第二次验尸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您想，林樾是死于阴囊破裂，足见伤势很重，就不会是简单的擦伤，割伤，而一个成年男子的生殖器遭到如此严重的创伤，第一次尸检不可能会没发现或者忘记记录，唯一的可能，所谓的刺伤阴囊，是第二次验尸主观故意加上去的，是伪造出来的死因。 这让王杏意识到，这个案子的证据链，从一开始就不完整。 但是王杏也没有立刻推翻原判，而是接着翻阅所有的口供和证据，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王杏得出了一个结论，即： 宋氏的确“攻击”了丈夫林樾，但不是用剪刀刺伤他的阴囊，而是用棍子击打在了他的身上，林樾被妻子打了之后，他很愤怒，他很羞愧，他觉得没有自尊，没有面子，或者因为各种各样不得而知的其它原因，他选择了上吊自尽。 （大明律 1722年刻本中的首页） 那如果事实是这样，宋氏就不是“亲手故杀丈夫”，而变成了“殴夫致其自尽”，前者是凌迟，后者是绞刑，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王杏决定重新审理，而在这次审理中，宋氏则供认出了一个此前她从未提到的情节，宋氏说： 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要殴打丈夫，实在是因为家门不幸，丈夫竟然和儿媳妇陈氏有奸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自己实在气不过才动手打了他，丈夫则是因为受到责骂，自觉无颜，所以才选择了上吊自尽。 那如果事实真像宋氏所说，那这案子就彻底翻了，宋氏连“殴夫逼死丈夫”都算不上了，她只不过是一个揭发乱伦的受害者。 所以王杏打算改判，把宋氏的罪名降为“不应事重”，这是《大明律》中的兜底条款，意思是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你的确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么也要惩处你，怎么惩处？ 杖八十。 您看，王杏一介入，宋氏的命运从凌迟变成了杖八十，这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宋氏真的是冤枉的，案情真的如她所说，她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个质疑不仅作者有，当时的人也有，王杏把案子往上报，报到了他的直属单位都察院，时任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的王廷相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是吧，宋氏最初面临的处罚是凌迟处死，这是多么令人悚惧，多么残酷的刑罚，在这样的大刑面前，宋氏如果手里早就有“丈夫和儿媳妇乱伦”这张底牌，她早就该用了，为什么还要等到王杏来巡按。 你运气好你能等来王杏，你运气不好，难道你就握着这张可以洗清冤屈的底牌，然后含冤而死了？ 而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宋氏说的儿媳妇陈氏，在案发的时候还活着，但在王杏为其翻案的嘉靖十四年，已经病故了。 也就是说，宋氏提供的线索，完全是死无对证。 当然了，宋氏现在才说，不代表她说的就是假的，她晚说，完全是有合理性的。 因为，翁奸子妇在明代是严重乱伦，传出去一家人脸上无光，子孙后代都永永远远的抬不起头来，宋氏迟迟不说，完全可能是因为这种舆论上的压力，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下的古代女性，她可能认为，家中清白要大于她自己的生命。 （王廷相 画像） 只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氏的确是这么想的，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是在撒谎，而王廷相和王杏，面对这件残缺不全的案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前者认为宋氏是完全把王杏当成了救命稻草抓住从而狡辩，妄图脱罪，而后者则坚持认为尸检和口供都存在严重问题，宋氏不该处死。 两个人都有说法，也都很有道理，但本案的最终决定权，并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明清两代的命案，都是逐级汇报制度，都察院也要往上报，最后这个案子还是要由皇帝来处理。 王廷相十分贴心，他在将本案汇报给皇帝的时候，说这个案子啊，下边人意见不一，各种意见都有，所以建议皇帝另外派御史来查一下，我正好有个推荐，都察院有位御史叫倪嵩，办事得力，交给他办准没错。 嘉靖皇帝批准了王廷相的建议，于是倪嵩被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