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又涨了，感谢国家。” 这句话在很多企业退休人员的家庭群里，年年都能看到。说这话的人，语气里带着一种朴素的感激。但这种感激，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错位。 养老金年度调整，不是谁对谁的恩赐。它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在机制，是参保人履行了缴费义务之后享有的法定权利。企业退休人员不需要为“涨了”而感恩，需要的是问一句：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和那个当年在同一个车间干活、后来调去事业单位的人，差距还是这么大？ 一组让“感恩”两个字说不出口的数字 2026年人社抽样数据摆在这里：企退人员月均养老金3640元，中位数只有3050元。超过一半的企退人员每月到手不到3050元，将近45%的人连3000元都摸不到。改制下岗、小微企业退休群体普遍集中在2200到2900元区间。 机关事业单位那边，基本养老金人均约6200元，加上职业年金普遍突破7800元。江苏一位41年工龄的企业退休职工李师傅，每月养老金3080元。他同年入职、后来调到事业单位的老同学，每月到手7100多元。 两个人年轻时在同一个车间干过同样的活，一纸调令，晚年收入差了一倍多。 差距的根源不在“谁更努力”，在制度设计里三个具体参数 并轨从2014年走到2024年，十年过渡期已经收官。企退和事退用的是同一套公式：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公式一样，算出来的数不一样。差距卡在三个环节里。 第一个环节是视同缴费年限的截止时间。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立的截止时间，多数省份在1992年到1996年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全国统一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同样1980年参加工作，企业职工视同缴费年限通常只有10年左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能认定将近35年。工龄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但认多少年，要看你在哪个单位退休。 第二个环节是视同缴费指数。 企业职工多数省份统一按1.0核定，不管你当年是高级工程师还是普通工人，一律1.0。机关事业单位则与职务职级挂钩，普通科员1.0到1.2，科级1.3到1.5，处级1.6到1.9。计发基数8000元、过渡系数1.3%、20年视同工龄，企业按1.0算，过渡性养老金每月2080元；机关按1.6算，每月3328元。仅这一项，每月差1248元，一年差近1.5万，终身领取。 一个在井下干了十年的煤矿老工人，当年月月拿的是社平工资1.5倍，井下津贴、夜班费、高温补贴加在一起，比地方企业同龄人多出一大截。到了养老金核算这里，全部被压缩成一个1.0。特殊工种工龄折算政策在绝大多数省份已经不执行了，一个在井下挖了三十年煤的矿工，和一个在办公室坐了三十年的文员，养老金的计算规则完全一样。 第三个环节是职业年金。 2014年并轨时，国家同步为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建立了职业年金，单位缴8%、个人缴4%，编制内一个不落，覆盖率趋近100%。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金月均约786元。而企业年金2004年就推出了，一直是自愿建立，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参保职工3389万人，在4.75亿城镇就业人口里覆盖率仅7%左右。超过九成的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后只有一份基本养老金。 三重规则叠在一起，同样30年工龄，企退拿3200元，事退拿6500元，月差3300元。 “多缴多得”这四个字，经不起细看 有人会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多缴多得”，缴得多自然拿得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第七届全国养老金发展论坛上说得非常直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缴费约占四分之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供款，所谓“多缴多得”的逻辑并不成立，这种政策取向的结果必然是“强者通吃”，违背了制度公平的原则。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缴费”大部分来自财政拨款，而不是个人工资扣除。同样月薪8000元，企业职工按60%下限缴费，个人账户每月存入384元；机关事业单位按实际工资足额缴费，个人账户每月存入640元，加上职业年金单位缴8%的640元、个人缴4%的320元，每月实际积累1600元。两者的“缴费”差距，本质上是财政投入的差距，不是个人努力的差距。 郑功成还说过一句更直接的话：当下，养老金优厚的人群有购买个人养老金的能力但缺乏需要，而养老金单薄的人群有需要却无能力，相关政策的实质效果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老一辈工人的贡献，不该被制度性清零 郑功成还回应了企退人员的历史贡献问题：老一辈职工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设立个人账户，却默默支撑了国家早期的工业发展。没有缴费的年代，是时代背景所致，而非个人责任，“理应享有相应的补偿与待遇倾斜”。 这批人年轻时拿的是低工资，国家把本该用于个人养老积累的部分，直接拿去做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始资本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被转化成了公路、桥梁、厂房、税收基础，但没有转化成个人账户里的数字。企退人员不是特殊利益群体，他们是在低工资、高积累的年代撑起国家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