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北京医院里，79岁的张治中病情持续恶化。多年劳累留下的旧疾一齐发作，治疗只能勉强维持身体状态。医护人员察觉到，这位老人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病房里很安静。 张治中没有把心思全放在病情上。对他来说，临近生命尽头，最要紧的不是留下多少话，而是把该交代的事情办妥，免得日后给家人和组织留下麻烦。 他先想到的是家中的文件。那些材料涉及个人经历，也有不少与历史有关的文稿和信件。张治中嘱咐妻子洪希厚回家整理，分类保存后，转交给周恩来处理。 “这些东西不能散在家里，交给周总理，我才放心。”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很符合张治中的性格。他一生处在军政要务之间，深知私人保存重要材料可能带来遗失，也明白哪些东西应当交由国家保存。哪怕病重，他仍把公事放在心上。 文件处理之后，牵动他的便是子女。 张治中和洪希厚有多个子女，女儿张素我一直让他惦记。抗日战争时期，张素我曾在国外求学。国家面临危局时，张治中希望女儿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张素我于是放下学业，回到国内。 女儿没有因此责怪父亲，反而接受了这个决定。可在张治中心里，这始终像一笔没有完全偿清的亲情账。战争年代，个人前途往往要让位于民族危亡，做父亲的明白其中道理，却未必能够因此减少愧疚。 张素我后来与周嘉彬结婚，张治中对这个女婿十分看重。周嘉彬年轻时曾在他身边工作，既做过副官，也接受过他的指点。张治中认为，周嘉彬有学习能力，便支持他赴德国深造。 在德国期间，周嘉彬先后进入德国警察学校和德国陆军大学学习。回国后，他参加抗日战争，在军队中任职。1940年，在张治中的认可下，他与张素我结为夫妻。这段婚姻，也让张治中对女儿多了一层安心。 有意思的是，张治中对女婿的关心，并不只是长辈对晚辈的照顾。周嘉彬既是他的女婿，也是他曾经带过的部属。工作上，张治中要求严格；生活中，却常常替他考虑周全，甚至亲自支持他出国学习。 然而，历史并没有沿着张治中的愿望发展。解放战争后期，周嘉彬选择了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的一方。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后，他去了台湾。岳父与女婿由此分隔两地，许多年不能见面。 张治中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在1949年参加了北平和平谈判，并最终选择走向人民一边。此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的重要职务，参与国家建设。周嘉彬却身在台湾，这种家庭处境，对张治中而言始终是一件放不下的事。 病床上的张治中没有追究女婿过去的选择，也没有谈论复杂的政治争执。他只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一个朴素要求：希望周嘉彬能够来北京，见自己一面。 “让我的女婿来看看我，好吗？” 这个请求传出后，相关方面作了安排。关于周嘉彬具体如何辗转抵达北京，公开叙述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认的是，他最终来到了医院，见到了病重中的岳父。 多年未见，周嘉彬看到张治中已经明显衰弱，情绪难以自持。张治中伸手握住他的手，谈的仍是女儿、工作和今后的生活。他叮嘱周嘉彬好好对待张素我，也希望他相信中央，相信国家，总有重新走正道路的机会。 周嘉彬没有多说，只是流泪。 对这位女婿，张治中并非没有失望。但失望归失望，亲情仍在。一个老人临终前惦记的，往往不是对方曾经犯过什么错，而是希望家人能够平安，能够把日子继续过下去。 张治中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张素我后来从母亲洪希厚那里得知，父亲临终前还曾这样握着丈夫的手说话。她每次听到这些细节，都会想起父亲在病中仍不肯放下的那份牵挂。 那场病房里的见面，时间并不长，却把张治中的几重身份交织在了一起：他是处理国家事务的老干部，也是经历战争的将领，更是一个惦记女儿、牵挂女婿的父亲。直到生命最后阶段，这些身份也没有彼此分开。 特别